被告人被司法機關第一次傳訊時，在主動交待司法機關已經(jīng)掌握的犯罪事實的同時，又主動供述了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同種罪行較重的犯罪事實，該情形能否認定為自首？
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規(guī)定，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，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，以自首論。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二條規(guī)定，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犯、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，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的，以自首論。根據(jù)上述刑法及其司法解釋的規(guī)定，在押人犯如實供述的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“本人其他罪行”，應當“與司法機關已經(jīng)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”，也就是被告人所犯的前罪與主動供述的后罪，應當屬于不同種類，只有供述不同種類的罪行才是自首，否則就不是自首。按照這個規(guī)定，司法實踐中就會導致不公正的結果。而導致這種不公平的原因，正是司法解釋把刑法規(guī)定的“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”，限定為“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類的罪行”。
首先，刑法規(guī)定的在押人犯如實供述的“本人其他罪行”，是指相對于前罪而言的后罪，與前罪之間并沒有必然聯(lián)系。不論是否同種類犯罪，前后兩罪都具有獨立的犯罪構成，兩罪之間既沒有因果關系，又沒有從屬關系。一個有非法占有故意的人，第一次犯盜竊罪，第二次可能犯盜竊罪，也可能犯敲詐勒索罪，或者搶劫罪，也可能因畏懼法律而“金盆洗手”不再犯罪。以是否“同種類”為標準，把前后兩罪扯在一起或加以區(qū)別，缺乏司法上的積極意義。
其次，不論是犯罪構成不同的后發(fā)之罪，還是具有相同的犯罪構成的連續(xù)犯的余罪，抑或多次的一罪中的漏罪，由于前后罪之間都具有獨立的犯罪構成，都具備獨立定罪量刑的資格，在法律上應當同樣對待，予以同等的法律評價，以某罪與前罪是否屬于相同種類為標準，規(guī)定某些罪可以適用自首，某些罪不適用自首，實際上違反了平等適用法律的原則。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四條規(guī)定“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，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同種罪行的，可以酌情從輕處罰；如實供述的同種罪行較重的，一般應當從輕處罰”，從此項規(guī)定看，最高法院對于把“如實供述同種罪行”排斥在自首之外的不公平后果也有所覺察，不然，就不會在不認定自首的同時，又規(guī)定“如實供述同種罪行較重的，一般應當從輕處罰”。因為即使認定自首，法律規(guī)定也只是可以從輕而不是應當從輕。
綜上，以前后兩罪是否屬于同一種類，來認定罪犯主動供述后罪的行為性質(zhì)缺乏邏輯依據(jù)。根據(jù)平等適用法律的原則，在押罪犯主動供述的罪行，不論與前罪是否屬于同一種類，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，具備自首的價值，就屬于自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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